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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改革开放初期,电影承担了思想启蒙的使命
2018年8月17日 16:31
 

  “牛犇同志:你好!得知你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写的这封信,送到了上影集团83岁表演艺术家牛犇的手中。

  牛犇接到这封信时,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是见证者。“他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在场的我也深受感染。习总书记的来信肯定了牛犇几十年来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的追求。鼓励他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像牛犇老师这样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艺术家,无疑是中国电影中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在上影集团、在中国电影行业里还有很多,他们撑起了中国电影的脊梁。”任仲伦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上影集团七十载,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为中国电影产业释放新动能,为历史悠久的上海电影集团注入了活力。信仰、情怀、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改革开放与上影发展一脉相承的精神烙印。

  作为78级大学生、电影改革的亲历者,曾经困难重重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如何响应改革开放,在市场化浪潮中扑腾出一条道路,任仲伦感触深刻,也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叙说。

  电影用直观方式推动社会启蒙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姿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影毫无例外地得到巨大受益。而其实在任仲伦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还承担了思想启蒙的使命。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来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大的政策。但对老百姓来讲,电影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品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带着观众去思考中国历史发生了什么变革,电影用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方式,告诉观众中国社会、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

  1980年,作为“文革”后中国国内公映的首部爱情电影,《庐山恋》曾经产生的震撼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传奇”。任仲伦认为,如果说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是对“文革”政治生态的反思,那么黄祖模导演的《庐山恋》代表的是另一种反思,其通过电影镜头,试图诉说中国人深藏心底的渴望,那是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纯真向往。

  除了国产电影,上世纪70年代末,被封存的几百部中外影片陆续恢复上映,电影院成为最火爆的文化场所。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走进国门,《追捕》的出现不仅让中国人看到了一衣带水的邻国是什么样,也看到了当代电影不同的可能性。2017年,吴宇森翻拍《追捕》,主演张涵予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至少有4亿人不止一次地观看了这部电影。”

  当时,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对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而言,属于并不低的额外消费。1979年,中国电影年产量只有50多部,观影人次却达到293亿,相当于每天有7000万人次进入电影院。人们为了买到电影票,不得不通宵排队,而能在电影院工作的售票员,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据任仲伦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传承了一些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出现了思想启蒙的高潮,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很好的艺术源头,电影又反过来影响文学,中国文艺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解放思想是那代人精神烙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出现了长达十几年的低迷期。“是毫无征兆的,一下子就出现的。我们也在总结原因何在,可能与电视和其他娱乐方式的喷发有关,当时每晚电视机前精彩剧集和节目播放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景。”任仲伦说。

  而彼时电影还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统购统销的机制未打破,电影市场又突然门庭冷落,承担着影片制作的国有电影制片厂遇到了困难。“当时国有电影企业也想自救,因为主业已经没有市场了。钢铁业兴起,去弄钢铁厂,后来觉得钢材离得太远,便去做化妆品。但最终发现,那些事情真的干不了,又借钱、又亏钱,于是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时期。”

  怎么办呢?只能等待电影行业整个大环境的复苏。

  从2003、2004年,电影行业从政策层面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院线制改革、制片行业改革,降低拍电影、做电影的门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在改革的推动下,供给端蓬勃发展,推动了电影行业整个大环境的复苏。

  “这时候,国有电影制片厂一方面在慢慢迎来生机,一方面还要和新兴电影公司竞争,在竞争中渐渐解除身上的包袱,补足自己的短板。”任仲伦就是在这个时期临危受命,接管了困难重重的上影厂,“中国电影开始好转,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困难,通过内部改革,使得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电影制片厂,能按照电影产业的发展规律来发展。”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电影政策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变化,扑在一线做企业的任仲伦感受深刻。“从产业政策来讲,打破了单一格局,帮助了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其次是设计了一系列产品措施,鼓励主流价值,让电影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没有完全成为一种单纯的商品、彻底货币化,还是有主心骨在里面。”

  “这几年,国家提出建设电影强国。我觉得,建设电影强国离不开强大的电影企业,从政策环境来看,对电影产业、电影企业来说,正处在一个好时候。”

  回顾改革开放对自己人生的影响,78级大学生任仲伦颇为感触。

  “我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那时候对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解放思想’。学习各种新知识、新学问,如饥似渴,到晚上想在图书馆找个位置学习都很难,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学习。这种状态对我的鼓舞和影响都很大。第二是‘振兴中华’,那不是一句口号,是年轻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真心的愿望,要为中华崛起而奋斗。所以解放思想、振兴中华,是烙在我们那一代人身上的精神烙印。”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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